人工智能（AI）正日益融入我们的职业与社会生活，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大语言模型以及算法决策系统正深刻变革各类组织机构、劳动者工作任务与决策流程。然而，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旨在确保人工智能合乎伦理、对社会负责使用的综合性治理框架仍呈碎片化态势。人工智能治理多依赖软法机制，例如自愿性准则、国家战略或国际倡议。企业、政府与专业机构纷纷出台各自的原则与行为准则，非营利组织则以“伦理AI”“负责任AI”为名发布相关宣言。
这引发了一系列关键问题：如何在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的同时，兼顾体面劳动、公平正义与基本权利？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是否足以保障劳动者与企业的权益？全新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综述人工智能伦理作为指导其研发、部署与治理的一系列规范性原则，相关关注度显著提升。制定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是一项跨学科工作，融合了经济学、法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的视角。但不同参与主体对人工智能及其伦理内涵有着各异的规范、价值与期待，这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这些多元视角在塑造伦理AI共识的过程中时常相互冲突，在职场与组织机构场景下尤为突出。近期一项研究开展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分析之一。
研究人员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与大语言模型，系统梳理了全球各国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学术机构与民间社会组织发布的245份人工智能伦理文件。该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对职场相关议题的覆盖程度，包括国际劳工标准，尤其是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与权利。研究结果显示，各方在部分伦理原则上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在将人工智能伦理与劳动就业监管相衔接方面仍存在显著缺口。分析显示，2017年以来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文件数量急剧攀升。这一激增与深度学习技术的加速发展、算法偏见、隐私保护与透明度问题首次引发大规模公众讨论相契合。多数准则源自发达经济体，尤以美国和英国为主，国际组织与区域性机构发布的文件数量也在持续增长。约40%的准则由私营部门制定，凸显出企业在塑造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格局中的核心作用。
2017至2019年是人工智能伦理的“奠基阶段”，众多科技企业、学术团体与政府在此期间发布了首份伦理章程。此后发布节奏略有放缓，但覆盖地域不断扩大，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参与度持续提升。数据表明，相关文件正从抽象的意向声明转向更具实操性的指导规范，但其强制约束力依然有限。
核心主题与原则通过主题建模与文本聚类分析，该研究在全部文件中归纳出七大核心主题集群：自主系统伦理、人工智能政策、作为人权的数据保护与隐私、金融领域人工智能、负责任人工智能、医疗人工智能伦理，以及人工智能治理。值得注意的是，职场并未成为独立集群，这意味着劳工相关议题尚未在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话语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在所有文件中，五大伦理原则出现频率最高：行善、不伤害、公平正义、自主可控与可解释性。约80%的准则提及不伤害原则（避免造成损害），其次是行善原则（促进福祉）与可解释性；约60%的文件涉及与公平、非歧视相关的正义原则；与人类能动性关联最紧密的自主原则则出现在约三分之一的文件中。这一格局与弗洛里迪和考尔斯（2019）首次提出的伦理框架相契合，体现出国际社会在核心道德基准上已形成广泛共识。职场相关性与劳工标准衔接的缺失分析显示，尽管诸多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涉及与职场直接相关的议题，但极少明确提及国际劳工组织（ILO）及其规范性文件。涉及到雇佣领域，劳动与工作场所语境出现频率较高，表明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已获得广泛认可。然而，明确提及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工作中基本原则与权利）的内容寥寥无几。
多数情况下，二者的关联仅隐含在公平正义、人类尊严等宏观伦理原则的讨论中，并未与劳工标准形成直接的规范对接。国际劳工组织的规范框架以《费城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为根基，为理解工作场所权利提供了成熟的伦理与法律依据，却在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中基本缺位。这一缺口导致算法管理、监控、招聘流程、自动化引发的岗位流失等问题缺乏明确的伦理支撑。弥合该缺口，需要主动将劳动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讨论。伦理治理无法脱离工作中的公平与社会对话议题，将人工智能伦理与国际劳工标准相结合，能为各国政策制定与企业问责机制提供具体的规范参考。对政策制定者与监管机构的启示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辩论反映出社会共识：技术创新必须以共同的人类价值观为指引。但各方在部分原则上达成伦理共识仅为第一步，若无法与国际劳工标准等成熟法律及制度框架衔接，这些原则将因过于抽象而难以影响现实实践。随着人工智能持续重塑工作组织形式，未来几年，伦理、治理与权利之间的协同需求将愈发迫切。后续相关举措可聚焦于开发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系统评估工具、将劳工标准纳入人工智能风险分类体系，并支持社会伙伴的能力建设。萨马安等人（2025）的研究为这一方向提供了重要实证基础，证明尽管人工智能的伦理话语不断丰富，但其与职场的关联仍十分薄弱。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研究结果凸显出人工智能治理需采取综合性路径，超越抽象的伦理原则。伦理框架虽具有指导价值，但若缺乏落地、监督与执行的制度机制，终将停留在理想层面。国际劳工组织及其成员（各国政府、雇主组织与劳动者组织）可推动以权利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在弥合上述缺口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